1878年，我在伦敦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之后，接着便去了内特利进修，掌握军医的基本功。结业后，我立刻被派往诺桑伯兰，在第五火枪团当军医助理。当时，这个团驻扎在印度。我还没来得及赶到部队报到，第二次阿富汗战争就爆发了。在孟买一上岸，便听说我所属的部队已经向前挺进，穿越要隘，深入敌境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跟着一批和我一样掉队的军人尾随部队的足迹而去。后来，我们终于到达了坎大哈。在那里找到了我所属的那个团，立刻开始了自己的工作。

这场战争给许多军人带来了名誉与地位，但给我带来的却只是不幸和灾难。我奉命调往巴克州旅，并随之参加了迈旺德那场激烈的决战。

在这次战役中，我的肩部中了一颗阿富汗滑膛枪的子弹，击碎了肩胛骨，擦伤了锁骨下的动脉。多亏了我那忠实勇敢的勤务兵莫瑞把我拽上一匹马，并安全带回英国营地来，否则我早就落入那帮残暴的教徒士兵手里了。

由于伤痛和长途跋涉的辛劳，我的身体变得非常虚弱，于是，我和一大批伤员一起被送到了白沙瓦的后方医院。在那里我的身体开始慢慢的好转，已经能在病房里走动，甚至可以到阳台晒太阳了。可就在这时，我又突然病倒了，染上了印度属地那种倒霉的传染病――伤寒。有好几个月我都处于昏迷不醒的状态，最终我苏醒过来，身体渐渐恢复，但还是十分憔悴，因此，医务委员会决定立刻送我回英国。

这样，我就乘“奥伦特斯”号运兵船被他们送回了英国。一个月之后，我才到朴次茅斯的码头登陆。由于我的身体非常糟糕，似乎很难恢复，好在政府准许我休养九个月的假期，让我慢慢康复。

在英国，我既没有亲朋也没有好友，就像天上的空气一样自由自在，每天有十一先令六便士的收入，生活得还是挺逍遥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自然而然地我就走进了伦敦这个大染缸――大英帝国的游民和浪子全都在这里汇集。我住在伦敦滨河路的一所公寓里面，过着既不舒服又非常无聊的日子，因此钞票就像流水一样，常常入不敷出，我的经济状况日渐拮据。不久，我就意识到，要么必须离开伦敦这个大都市到乡下去生活，要么必须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。我选择了后者，决定离开这所豪华的公寓，另找一个比较便宜的地方住下来。就在我做出这个决定的那天，我正站在克雷蒂安酒吧门前时，忽然有人在背后拍我的肩膀。我回过头来，竟然是小斯坦福，他是我在巴茨医院工作时候手下的一个包扎员。在这人海茫茫的伦敦遇上这么一个熟人，对于一个孤独的人来说，的确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。斯坦福以前和我并非特别亲密的朋友，但是，现在我却热情地与他打招呼。他见到我似乎也非常喜悦，同样热情地和我打起了招呼。欣喜之余，我请他和我到霍尔本餐厅共进午餐，于是我们一同坐上一辆双座小马车前往餐厅。我们的马车穿过繁华拥挤的伦敦街道时，他忍不住好奇地问道：“华生，你最近怎么了？看你如此憔悴，竟然瘦成这个样子？”

我向他大致讲述了一下我那惊险的经历，但还没讲完我们就到了。

“可怜的家伙！”他听完我的不幸遭遇以后，深表同情地说，“那你现在有什么打算？”

“先找个住处，”我回答说，“我想租一个比较便宜而又舒适一些的房子。”“真是奇怪！你是今天第二个跟我说这话的人。”

“那第一个是谁呢？”我问。

“是个在医院化验室工作的人，今天早上他还在唉声叹气呢，因为他找到了一套好房子，可租金太贵，他一个人住不起，正苦于找不到人跟他合租呢。”“好啊！要是他真想找个人合租，也许我正是他要找的那个人。与其孤单一个人，

（本章未完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