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我和福尔摩斯交往密切的那些年月中，在他接手的全部案子里，只有两桩是通过我介绍给他处理的。一桩是哈瑟利先生的大拇指案，另一桩是沃伯顿上校发疯案。如果读者有敏锐的洞察力，又有独特的见解，那么后一桩案子也许更值得探讨。但是，前一桩案子一开始就非常奇特，而且案情也很有戏剧色彩，因此也许它更值得被描述出来。

虽然演绎法是我的朋友取得卓越成就的武器，但处理这桩案子很少用到演绎法。我认为，这个故事已经很多次被报纸刊登了，但是，每次只是用半栏篇幅笼统地叙述，远未吸引读者的目光。因此，我希望通过叙述，让事实慢慢在读者眼前展开，让每一项新发现引领着谜团的揭晓，最后实现了成功结案。时光流逝，尽管两年过去了，但案发当时的情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，时至今日我对此案依然记忆犹新。

在1889年夏天，我婚后不久，当时已经重新开业行医了，福尔摩斯一个人被我舍弃在了贝克大街的寓所里，虽然如此，我还是经常回去看望他，在我的说服下，有时他会将他那不羁的个性丢掉，到我家来做客。我的业务也蒸蒸日上，由于住得离帕丁顿车站很近，那儿的几名职员常来找我看病。我治愈了困扰其中一位多年的疾病，因此他经常四处宣传我的医术，并且经常带他所能影响到的患病者来我这里诊治。

一天早上，将近七点钟时，女佣的敲门声把我唤醒，她说两个从帕丁顿车站来的人正在诊疗室等候。我立刻穿衣下楼，因为根据经验，我知道铁路方面的急诊，大多很严重。我下去后，看到了我的老朋友――那位被我医治好的车站人员，他从诊疗室走出，并将门紧紧地关住了。

“我把他带到这儿来了，”他伸出拇指指了指肩后，“他没太大问题了。”“出了什么事？”我问道，他那举动让我感觉他好像把一些古怪的东西关进了诊疗室。

“是个新病人，”他悄声说，“我认为，我最好亲自将他带来，那他就跑不掉了。他就在里面。我必须得走了，医生，我还得去值班，就跟你一样。”这个总是为我带来病人的忠实介绍者说完就走了，连让我感谢他的机会都没给我。我进入诊室，看到一位先生坐在桌旁。他衣着朴素，身穿花呢衣服，在我的几本书上面放着他的一顶软帽。他的一只手上被一块渗着血的手帕包裹着。他很年轻，看起来最多不会超过二十五岁，虽然相貌英俊，但面色却异常苍白。我感觉到，他正用自己全部的意志力来极力控制由于剧烈的打击而产生的痛苦。“大夫，这么早来打扰您，真的很抱歉！”他说，“我在夜里遇到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故。今天早晨，我坐火车到这里来，在车站打听哪里能够找到医生时，一位好人热情地将我送到这里来了。他递给了女佣一张名片，女佣将其放到了旁边桌子上。”我拿起名片看了一眼，见上面印着“维多利亚街3层16号甲，水利工程师维克多・哈瑟利先生”。这就是这位客人的地址、身份和姓名。“很抱歉，让您久等了。”我边说边坐到了靠椅上。

“我看得出，您刚刚坐了一夜的车，夜间乘车是单调乏味的事情。”“啊，我这一夜可算不上‘单调乏味’。”说着他大笑起来，笑得异常开心，声音又高又尖。这笑声引起我医学本能极大的反感。

“别笑了！”我喊道，“请你镇静下来！”我从玻璃水瓶里给他倒了一杯水。然而，这根本不起作用。他正处于一种歇斯底里的发作之中。

这是一个性格坚强的人经历过一场灾难后所产生的歇斯底里。很快他又恢复了正常，但异常疲惫，面色苍白。“我真是丢尽了人。”他气吁吁地说。

“哪有，喝点水吧。”我往水里掺了点白兰地，他毫无血色的面颊开始红润了。“好多了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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