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朝初年，在思想领域已经形成儒、佛、道三家形成鼎立的格局，儒学虽被奉为正统，作为选拔人才，任用官吏的基本标准，但却始终未能达到独尊的地位；佛学尽管在这一时期非常兴旺发达，然而却时常受到来自儒、道两方面的攻击和诘难；道教侥幸与李唐皇室攀上亲缘关系，受到李唐统治者的格外恩宠，但其势力却远不如儒、释两家发达。由于三家各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宗旨与理论体系，都试图为自己争夺更多的思想文化阵地，所以在理论与利益上经常引起摩擦，这种摩擦在唐初三帝时期表现的较为突出与激烈。佛教来自外域，使其与儒、道之间又多了一层中外文化的冲突。另外，宗教势力与封建政权之间在政治与经济利益上也时常发生矛盾。因此，三家之间的对立与斗争时常发生。尽管如此，统治阶级出于自身统治的需要，采取了儒、释、道三家并存的文化政策，使其三家都尽力与皇权保持一致。同时，三家之间在理论上也不无相同之处，所以，三者之间的相互汲取、融摄成为时代思潮的主流。

对于唐初统治者对待儒学的政策，我们将另文加以探讨，在此仅就当政者对待佛、道二教的宗教政策加以分析与叙述，以就教于学界先生与同仁。

一高祖李渊的宗教政策

佛、道二教历经隋朝统治者的尊崇与扶持，至唐朝都又有了一定的发展。李唐建国之初，佛、道二教为了争得统治者的袒护而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辩论。道士出身的太史令傅奕，分别于武德四年（621年）和武德七年（624年）两次上表抨击佛教，措辞激烈，闻之刺耳。他认为佛教来自异域，上古之时中国无有，只是“汉明夜寝，金人托梦，傅毅对诏，辨白胡神。后汉中原，未之有信，魏晋夷虏，信者一分。笮融託佛斋而起逆，逃窜江东；吕光假征胡而叛君，峙立西土；降斯已后，妖胡滋盛。大半杂华，搢绅门里，翻受秃丁邪戒，儒士学中，倒说妖胡*。曲类蛙歌，听之丧本，臭同鲍肆，过者失香。兼复广置伽蓝，壮丽非一，劳役工匠，独坐泥胡。撞华夏之鸿钟，集蕃僧之伪众，动淳民之耳目，索营私之货贿。女工罗绮，翦作淫祀之旛；巧匠金银，散雕舍利之塚；粳梁面米，横设僧尼之会；香油蜡烛，枉照胡神之堂。剥削民财，割截国貯，朝廷贵臣，曾不一悟，良可痛哉！”他建议唐高祖“布李老无为之风，而民自化；执孔子爱敬之礼，而天下孝慈。且佛之经教，妄说罪福，军民逃役，剃发隐中，不事二亲，专行十恶，岁月不除，奸伪逾甚。－－－－－－请胡佛邪教，退还天竺，凡是沙门，放归桑梓；令逃课之党，普乐输租；避役之曹，恒忻效力。勿度小秃，长揖国家。”[1]卷133p1345—1346在这一奏书中傅奕还提出了“益国利民事十一条”。[2]傅奕的反佛举动赢得道士们的积极响应，道士李仲卿著《十异九迷论》，刘进喜著《显正论》，极力抨击佛教，并托傅奕将其所著之论转奏高祖李渊。与此同时，以护法者自居的僧人法琳当读到傅奕的《请废佛法表》时，怒火中烧，“披览未徧，五内分崩，寻读始周，六情破裂。”傅奕“陈此恶言，擗踊痛心，投骸无地！然僧尼有罪，甘受极刑。恨奕轻辱圣人，言词切害，深恐邪见之者，因此行非。”“傅奕下愚之甚，丑凡僧秃丁之呵，恶之极也，罪莫大焉！自尊卢赫胥已来，天地开闢之后，未有如奕之狂悖也！不任断骨痛心之至。”[1]卷903p9421—9423为此法琳作《破邪论》、《对傅奕废佛僧事》、《辩证论》、《广析疑论》等文章，以对道教徒的攻击进行反击。为配合法琳的反道举动，僧人明槩著《决对傅奕废佛僧事》，对道教徒进行抨击。在这场佛、道二教的争辩中，唐高祖李渊也参与其中，他曾诏问僧人慧乘曰：“道士潘诞奏，悉达太子不能得佛，六年求道，方得成佛，是则道能生佛，佛由道成，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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