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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百一十章 艰难寻找 (1/2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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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5年,日本战败。 作为战胜国,中国在战后迅速派出使团赴日本,参与受降等有关事宜,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先生作为使团高级顾问,负责在日本考察和索回被掠走的中国文物,而重中之重,就是查询和找回“北京人”头盖骨。

1946年3月,在东京,李济见到了驻日美国海军司令斯脱特。但是,斯脱特司令的回答却使李济十分失望:盟军司令部已经就中国政府此前的要求,根据报端的信息查问过日本政府,回答是,没有任何根据证明“北京人”在东京或者在日本!

原本白纸黑字的官方通讯社电讯,到了日本却变成了一团迷雾。这是日本人在捣鬼,还是美国人在掩盖?

日本外务省民间财产局,是二战后归还被侵略国物资的执行部门。在这份发给盟军总部民间财产管理组的报告上,日本外务省民间财产局表示,头盖骨化石并没有在日本被发现。他们同时还表示,1940年12月在秦皇岛及其周围驻扎的日本部队的相关资料已经丢失,该部队人员姓名和现在的地址不详。这样一来,中国方面通过调查驻扎部队来寻找北京人头盖骨的线索,就此中断了。

如果北京人头盖骨没有进入日本本土,莫非,它丢在了中国?

装载有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军用提箱,上面写着美军军医的名字。威廉?弗利,二战时期美国的军医,头盖骨出境的押运人,他是整个事件链条中最关键的人物。但他在哪儿?1940年12月8日之后,这个美国人就音信皆无。

30年后的1970年,一个叫威廉?弗利的人在《纽约时报》上发表了一篇文章:“12月8日,我在秦皇岛被日军逮捕,一周后被释放回天津租界,之后,我收到了从秦皇岛战俘营寄回的行李,以及应该装着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军用提箱。我打开自己的行李,发现被人动过。第二天,我就把其中的两只箱子送到天津的百利洋行和巴斯德研究所,而另两只则交给我平时最信任的两位中国人。”

根据这些线索,天津市公安局成立了专案组,询问了百利洋行天津分行和巴斯德研究所的所有老职员,得到的回答却惊人的一致:“提箱?什么提箱?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美**医。”而在弗利所说的“两位中国人”则表示,他们的箱子里绝没有任何和化石乃至骨头相似的东西。

天津没有,那北京呢?

20世纪90年代,一名参加了侵华战争的日本老兵在弥留之际,透露了一段神秘的忏悔:头盖骨化石,就藏在北京城的中心。

老兵是日本“731”部队的上尉军医。他说,日军侵占北平不久就截获了“北京人”化石,并决定将化石继续放在协和医学院保存和进行研究,他被指定为护卫保管“北京人”化石的负责人。1945年日本失败后,他奉命转移化石,但由于已经没有运往日本的可能,决定先将化石掩埋:在秋天的一个沉沉黑夜,他把化石掩埋在了协和医学院正东、大约两公里,一个有着许多松柏古树的地方。为了日后识别,他还在埋藏地点旁的一棵松树干上,用军刀刮下一块长约1米、宽约20厘米的树皮。

根据这名老兵的回忆进行勘测定位,在广阔的北京东部,只有日坛公园符合“僻静、有许多古树”的条件特征。而更令人兴奋的是在日坛神道北侧不远的地方,人们的确找到了一棵被刮过树皮的松树,而且痕迹老旧。1996年6月3日,中科院与北京日坛公园管理处按协议进行挖掘,成果令人失望:下挖近三米,没有发现任何埋藏物。

时光飞逝,几十年中,与北京人头盖骨相关的人士相继辞世,多次调查无功而返,种种线索戛然而止。追寻国宝的下落,希望在哪里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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