了出去。

听到后面有一个一直不敢出声的人在弱弱地问：“那我呢？酒井司令官。”

可惜此时一向慵懒的酒井隆已经用尽了他所有的耐心，不知道他抓了什么东西扔了出去，很明显准确地砸在一个人身上，只听见丁士邨“啊！”的一声。

酒井隆的声音又传了出来，“没用的废物，什么事都办不成，滚！”

听到这，长孙花衣和梅兰芬相视一笑，非常惬意地离开了。至于酒井隆要长孙花衣去处理大东亚共荣事物所的事，长孙花衣决定先晾一晾，先看看这个奇怪的机构设立在香港究竟有什么目的。

回到梅兰芬在干德道的会所，长孙花衣对梅兰芬说：“我现在是特高课课长，在外监控梅先生的现在是宪兵队的，我可以叫他们撤退，换特高课的人来真正保护先生免受日军干扰，你暂时不用转移到联络站，等时机成熟再一起撤离。

梅先生和我现在都处在明处，我们可以正大光明地来往，只是这一段时间你可能要被民众指责为汉奸，出门上街可能会被误会，会被百姓在背后戳脊梁骨，也不能再发布任何抗日言论。”

梅兰芬释然道：“百姓暂时的误会我可以忍受，最终都会明白我是什么人的，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只要能回到根据地，为抗日做贡献，现在任何委屈我都可以承受。”

离开梅兰芬寓所，长孙花衣走到街囗，对摆水果摊的宪兵队便衣表明了身份，便衣发出暗号后，带队的组长出现了，按照长孙花衣的要求，宪兵队对梅先生的监控解除了。

有了驻港日军特高课课长的身份，长孙花衣穿着日军大佐军服，大摇大摆地来到了香港皇后大道中28号港华公司，一进密室廖主任就将刚收到的电报递到他手里。

南方局的电报：“为保护我国文化界的精英，必须动员一切力量，乘日军立足未稳，情况尚不熟悉之机，以最快速度把他们从香港全部抢救出来。”

长孙花衣看完后对廖主任说：“酒井隆刚刚任命我为代理驻港日军特高课课长，现在有了良好的条件，可以开始营救行动了，港岛目前被全面封锁，要给我一个充足的理由，向酒井隆建议取消封锁。”

廖主任高兴地说：“这样太好了，这几天我们一直在想办法，现在有一个方案不知道行不行。我们通过香港市委准备安排全香港所有米店都将粮食藏起来，挂出米已售完的牌子，给日军造成香港粮荒的假象。”

长孙花衣说：“这个方案很好，但还需要广州深圳等地的党组织配合，使日军在周边地区也筹集不到粮食，我就向酒井隆建议，解除香港岛的封锁，疏散香港居民以避粮荒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