驻京办主任》，书名刚刚浮现在脑海中，他立即想到了一个人，就是东州市驻京办主任丁能通。

丁能通可是他的老朋友了，当年肖鸿林和贾朝轩主政东州市政府时，他们俩一个是肖鸿林的秘书，一个是贾朝轩的秘书，可以说两个人是脚前脚后当上市长秘书的，本以为当上市长秘书就走上了仕途之梯的终南捷径，没想到一场始料不及的反腐风暴致使肖鸿林、贾朝轩纷纷落马。案子一查就是两年，丁能通由于提前离开了肖鸿林，鬼使神差地当上了东州市驻京办主任，尽管受到一些牵连，但终究没有影响到政治前途，因此机关干部私下里都称丁能通是东州官场上的“不倒翁”。

然而在他看来，丁能通更像《鹿鼎记》中的韦小宝。关于这一点在丁能通给肖鸿林当秘书时就已经显现出来，丁能通永远熟悉在官场上什么是应该要的，什么是不应该要的；什么是应该做的，什么是不应该做的；什么是应该说的，什么是不应该说的；什么是做了要加以宣传的，什么是做了要加以隐秘的；什么是大肆宣扬的而不必做的，什么是大肆宣扬了而必须去做的。用金庸先生的话说：“妓院皇宫两处，更是天下最虚伪、最奸诈的所在。韦小宝浸身于两地之中，其机巧狡狑早已远胜寻常大人。”当市长秘书时，他就时常套用金庸先生的话开丁能通的玩笑：“亦官亦商之驻京办，更是天下最奉迎、最诡道之所在。丁能通浸身其中，其机巧狡狑早已远胜寻常大人。”丁能通听了一笑了之，还断章取义地套用《鹿鼎记》第四十三回和第二十三回的两句自嘲道：“这就叫‘身作红云常傍日，天生才士定多癖’。”

当年丁能通离开肖鸿林执意要去驻京办，其实他是暗中窃笑的，驻京办是个伺候人的地方，官不官、商不商的，好好的局长、区长、县长不当，却要撇家舍业地到驻京办这种三不管的地方当“太监”，脑袋不是被门挤了，就是进水了。他认为，在官场上，驻京办主任是个最无聊、最微不足道、最没意思的角色，再平庸不过了，他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干得津津有味。

但是自从贾朝轩到中央党校青干班学习之后，他东州北京两头飞，一到北京就住在驻京办，整天和丁能通混在一起，他终于发现，原来驻京办竟然是官场上的“世外桃源”。特别是丁能通兼任北京园董事长之后，他更是艳羡不已。他暗中发现，尽管丁能通只长自己一两岁，却比自己有城府。丁能通本来是肖鸿林的秘书，按理说应该是肖鸿林的心腹，但却深得贾朝轩的赏识，丁能通游走于两个政治对手之间，拿捏得十分有分寸，让他暗中十分钦佩。按理说这个“度”是很难把握的，常言道，伴君如伴虎，失之毫厘缪之千里，丁能通竟然能掌握得恰到好处，应付自如。

他发现丁能通很善于揣摩领导的心态，因此应对起来十拿九稳。他记得韩非子曾经感慨地说：“凡说之难，在知所说之心，可以说当之。”不知对方的心，便很难采取恰当的“说”以应付。为了请教丁能通的揣摩术，他曾经特意在东三环的顺峰海鲜酒店请丁能通喝酒，借着酒劲，丁能通还真吐出几句让他心惊肉跳的真言。当时丁能通已经有七分醉意，喷着烟圈，醉眼迷离地说：“怀远，按理说肖市长和贾市长是一对冤家，你我之间各为其主，说不得心里话，但是在秘书圈子里，还就你顾怀远是个可以说心里话的朋友，这两年在驻京办迎来送往、游走于人妖之间，我总结了几条在官场上自保的经验，你听听有没有道理，在官场上最要紧的就是要管住嘴巴，要知道到处都有领导的耳目和眼线，你说的每一句话，领导都可能知道，因此什么时候装傻都是安全的。我的毛病就是太聪明，这一点你比我做的好，你是大智若愚，我他妈的是大愚若智。从肖市长和贾市长的争斗中，可以看出同级的是天然敌人，高出半级最危险。怀远，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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